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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關注人口流向變化背后的產業集聚和分化
發布時間:2018-07-11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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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流向從過去“向東”

  到如今“南下”

  長期以來,研究人員習慣按照東、中、西以及東北四大區域來劃分中國空間格局。在這樣劃分的背后,其實存在若干原則,例如各個省份與東部海岸線的遠近距離,二是經濟發展的水平,三是完整的行政區劃。

  例如東部地區主要是包含東部海岸線的省份,類似遼寧省,在出現“東北”區域劃分之前,是歸入東部區域的。再如中部六省,則是與東部海岸線中等距離的內陸省份。長期以來,“東中西”的劃分方式,能夠脫離出省的范圍,利用更加宏觀視角,比較中國區域發展水平。

  但若以“東中西”的視角來觀察2017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增減,似乎能得出中國人口區域分布趨于均衡的論斷,例如中部的安徽、湖南,西部的廣西、四川、貴州人口增量排名靠前,增長勢頭更加迅猛。

  而以“秦嶺-淮河”一線做中國“南北”區域的大致分隔,則會發現一個較有意思的現象,常住人口增長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南部,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別為廣東、浙江、安徽,均可算作是南方省份,而北方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長明顯偏弱。

  因此,換一個視角來看待中國區域格局就會發現,非均衡發展態勢仍然存在,只是表現形式或從“東西差距”轉變為“南北差異”。更進一步,嘗試分解常住人口增量的結構,根據常規的計算公式,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凈遷移人口(遷入-遷出),并對公式進行適當變形,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長人口+凈遷移人口(遷入-遷出)。由此可以發現,常住人口的增減,受自然增長與遷徙流動兩部分的共同作用。

  計算結果表明,凈遷移人口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廣東、浙江、重慶、江蘇、安徽、四川,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長,是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常住人口增量較多的河北、山東、河南等北方省份,人口增量則主要依賴自然增長,在人口總量增長的背后,卻面臨著人口的遷徙流出。而東北三省中,除吉林還有微弱的自然增長外,遼寧、黑龍江兩省都面臨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的人口數量同步下降的局面。



  以山東為例,根據山東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出生人口174.98萬人,約占全國總數的1/10,年末常住人口、戶籍人口首次雙雙突破1億人。剔除掉死亡人口后,自然增長約101.2萬人,而2017年山東省常住人口僅增長約59.2萬人,也就是說2017年山東省流出人口的數量可能超過40萬。

  其實山東人口流出很好理解,從地理區位上觀察,包括江蘇北部和山東全境的大片區域,被夾在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長三角城市群的中間,西部則面臨鄭州、武漢、西安等國家中心城市的強勢崛起,對人才、資金、技術的爭奪已經趨于白熱化,都可能對山東和蘇北地區產生“虹吸”。

  人口集聚度提升——

  省內人口向少數大城市集中

  觀察東南沿海省的城市經濟格局,一般都存在“雙子星”城市現象,即一個是省會城市,作為省內的行政中心,另一個則是省內的經濟中心。如山東省內的濟南與青島,江蘇省內的南京與蘇州,浙江省內的杭州與寧波,福建省內的福州與廈門,廣東省內的廣州與深圳,省內兩個核心城市共同支撐了省份發展。就2017年人口變化數據而言,發現省內“雙子星”以及其他城市的發展并不一致。

  如福建是最為傳統的“雙子星”省份。從2017年常住人口總量來看,盡管泉州是省內人口增長大城市,廈門常住人口總量不足泉州的一半,但從增量上觀察,福州和廈門的人口增量大幅度領先。如果拆分自然增長人口和遷徙流動人口,則可以發現福州和廈門的人口凈遷移極為明顯,泉州反而出現人口遷出,人口增量基本由自然增長貢獻。

  廣東省內深圳和廣州構成的“雙子星”正開始“向外擴散”,形成區域高地。從常住人口增量以及遷徙流動數量來看,廣州與深圳都排名全國前列。廣州常住人口總量略超深圳,但深圳常住人口增量遠超廣州,拆分自然增長與遷徙流動后,深圳人口流入跡象更加明顯。更值得關注的是,臨近廣深兩市的佛山、珠海、東莞等城市也呈現出明顯的人口流入跡象,而廣東省內遠離廣深地區的11個城市,人口遷徙流出的跡象則極為明顯。

  江蘇的人口遷徙流入開始從前期的“蘇南區域”向“蘇中三市”轉移,揚州、南通、泰州三個城市遷徙流入人口大幅度增加。蘇中地區的崛起,將會帶來一系列機遇,尤其是南通作為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門戶,存在接受上海輻射的可能,或將呈現一定的成長性。蘇北地區的淮安、鹽城、徐州顯現出了人口小幅遷徙流入的跡象,但臨近山東地區的連云港(3.380, -0.03, -0.88%),則是江蘇省內唯一一個人口遷徙流出的城市。

  浙江北部的杭州、寧波、嘉興三市,成為省內人口遷徙流入的主要城市。其中流入杭州的人口數量,要遠超流入其他城市的總和。嘉興作為上海大都市圈的南部門戶,也顯現出了外來人口遷徙流入的跡象。

       參考觀研天下發布《2016-2022年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市場規模調查及十三五投資規劃研究報告

  內陸省份難以形成“雙子星”的城市格局,省會城市成為人口遷徙流入的主要目的地。通過把省會及省內大城市人口與全省人口的比例作為衡量省內人口集中度指標,可以發現,內陸腹地絕大多數省會及省內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較2016年提升。如西安、鄭州、長沙、武漢、貴陽和南昌等省會城市,人口增長的絕對數量較為明顯,再把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分解開,這六個城市表現出明顯的人口流入跡象。

  如鄭州是河南省內幾乎唯一一個人口大量凈流入的城市;貴陽在各省會城市中的人口規模并非最大,常住人口增量和凈遷移量遠高于省內其他城市,也是省內極少數人口凈遷入的城市。

  在內陸腹地省份常住人口向省會集中的過程中,省內其他城市則呈現出明顯的人口遷徙流出跡象。例如河南、湖南、陜西、貴州、湖北、安徽、甘肅分別有11個、8個、7個、7個、6個、5個、5個地級市呈現出人口遷徙流出跡象。

  人口流向變化背后

  反映產業集聚與分化

  全球有不少城市在工業化過程中,由于過度依賴資源取得繁榮,但這類的繁榮最終還是不能持續。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時,英格蘭小鎮因為棉花而出現繁榮,但隨著紡織技術的更新換代,后來就慢慢開始走下坡路。如鐵銹地帶(the Rust Belt)原指以制造業為經濟支柱的美國東北部,如底特律、匹茲堡、克利夫蘭和芝加哥等大工業城市所在的地區在上世紀70~80年代由于工業急劇衰落、工廠大量倒閉、失業率增加而使閑置的設備銹跡斑斑。

  從近年來的數據看 ,不僅東北出現凈流動人口外遷的現象,西北和華北的不少省份也出現了人口凈流出的現象。人口凈流出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就是產能過剩,這也是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去產能、去杠桿的結果,必然是各大過剩產業優勝劣汰,優勢企業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人口流向產業發展良好的地區。

  2017年,國內四個直轄市中有三個出現人口凈流出;而廣東、江蘇和山東這三個經濟大省中,除廣東外,山東人口凈流出規模居然排全國第一,江蘇的人口凈流入量也非常之小。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的廣東,其人均GDP水平居然低于江蘇、浙江和福建。也就是說,只有靠近廣州和深圳兩大城市的城市,經濟受益于都市經濟的輻射。

  今年來,政府部門一直在推“長江經濟帶戰略”,這與過去提倡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戰略明顯不同。而且,從人口流向看,沿長江的省份人口多出現凈流入。因此,從人口凈流入的角度看,似乎更應該看好“線和帶”,除了長江經濟帶之外,還有如“灣區經濟”中的杭州灣灣區的上海、南通、嘉興、杭州和寧波,或者粵港澳灣區的深圳、東莞、廣州、珠海和佛山。即從過去認為支撐中國經濟的三大增長板塊: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把它們細化到“線”。

  今后,中國的產業和人口集聚或許將“從線到點”,如日本東京集聚了全國近三分之一人口,但上世紀70年代以后,東京的人口不增反降,但環東京都市圈的人口卻不斷增加,說明“點”作為發展極的輻射功能十分顯見。國內而言,上海-杭州、廣州-深圳、成都-重慶、武漢-長沙等都將成為未來區域經濟的發展極。

  今后,中國將面臨人口收縮或城市收縮的壓力,人口凈流出的城市數量會越來越多。即一方面少數城市的人口集中度會越來越高,另一方面,隨著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數量都將減少。

  因此,在中國人口的分化和集聚大背景下,應該依據人口流向、產業和資金集聚的方向,順勢而為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布局。中國產業集聚的進程還遠未完成,故產業的分化和集聚都會持續很長時間,從而帶來區域間經濟發展的進一步不平衡,大部分地區將出現產業移出和人口外流的現象,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給這些地區帶來財政支出持續上升、收入減少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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